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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陶东来亲自跟北越的当权者接触过，对他们的想法也更为了解一些：“北越的军阀头子根本就没真正见识过火器部队在战场上的威力，他们之所以会购买我们的武器，也只是单纯地认为这种武器的威力大而已。至于该怎么训练火器部队，他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或许在他们的心中，会认为火器部队也跟他们过去征的那些农兵一样，只要每人件武器，关在一起操训二三十天，就可以派上战场打仗了。”

    “如果他们真这样想，那上了战场之后只怕是要吃大亏的。”宁崎听了陶东来的话之后，对于北越所面临的局势也不再持乐观态度了。

    “战场上的事情很难说，还得看天气状况、地理环境、对手实力、军官的临场指挥等等很多因素，就算是我们亲自训练的燧枪民兵拉出去打，也并不是就能百战百胜的。”陶东来的评价倒是很客观：“如果他们运气好，遇上的对手也是一般的农兵，那么只要几轮枪一放完，就足以让对手崩溃了。”

    “但如果运气不好碰上大股骑兵，那就是送死了。”宁崎虽然并不是军事爱好者，但也知道冷兵器部队在野战中克制火器部队的最宝莫过于骑兵。

    “好在南越的部队也不可能有大股骑兵，他们那地方可不太适合骑兵施展。”陶东来倒是毫不担心宁崎所说的情况出现。

    即便是在历史上用骑兵横扫了欧亚两块大6的蒙古人，也不得不承认陶东来的这个观点。1284年元军以攻打占城为名入兵安南，一路势如破竹，安南王都直接弃了京城逃到清化去了，但元军却因为当地的丛林和水网环境无法挥出骑兵的优势，加上补给问题和热带疫病的困扰，不得不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下自己退兵回了广西。到1286年忽必烈在北面打完日本，便又起对安南的征伐，结果这次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依然未能彻底打败安南国，经过了一年的战斗之后，元军再次悻悻地退兵回到广西。1293年忽必烈三征安南，没等到仗打出结果，忽必烈就挂了，接任王位的铁穆耳下诏停战退兵，至此就基本宣布了依托骑兵的作战体系在安南地区的彻底失败。

    而之后大明对安南的讨伐也没能比蒙古人做得更好，从结果上来看甚至还不如蒙古人。1427年大明军队在安南昌江城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中惨败，连带总兵安远侯柳升在内的七万明军全军覆没，打得明军不得不主动向其求和。第二年安南的军事领袖黎利便在河内宣布脱离明朝统治，建国号大越，京城就设在后来的河内。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战死在安南战场上的安远侯柳升，便是一手创建了神机营的明军高级将领。

    从元明两代对安南的数次军事行动便可以看出，军备的优越性并不是左右战局结果的唯一因素，元军有无往不利的骑兵，明军有名震天下的神机营，但统统都在安南失败了。当然在原本的历史上，他们也不是这个纪录的终结者，数百年后装备先进武器的法国人和美国人也同样在这个鬼地方跪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南半岛靠东边的这一块地区真可以称得上是“帝国坟场”了。

    安南的这些历史，执委会当然也很清楚，有前车之鉴摆在那里，执委会当然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因此从跟北越政权接触开始，执委会就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只进行一定程度的军事援助和军火交易，并没有打算要直接介入到安南国内的战局当中。这一方面是因为执委会目前掌握的武装力量的确规模有限，要拉出去打硬仗根本就输不起，另一方面也是担心重蹈覆辙，毕竟元朝和明朝在这方面的教训还历历在目，哪怕是军警部也不敢夸海口说自己就能比先人干得更好。

    当然了，最重要又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个原因还是执委会认为安南继续保持内乱的状态比较好，这样穿越集团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其进行工业品输入，然后从那边引进移民扩大自身实力，顺便还能乘着那边内乱的时候在其沿海地区多占几个好地方落脚。毫不夸张地说，即便哪天南北双方想要停战和谈，穿越集团也会设法让他们继续打下去在大的集体利益面前，不管什么主义都得收声，就算是顾凯那样的和平主义者也很知趣地没有对执委会的这个政策出过反对的声音。

    这批新移民在经过简单甄别和为期七天的隔离期之后，便会被分配到各个单位，主要去向还是以铁炉港盐场为主。胜利港地区的归化民都以明人为主，为了社会安定考虑，现在只会留下少量的北越移民在胜利港这边定居。当然，对于那些战俘和囚犯来说，等待他们的同样还是劳改营的苦役生活。

    不过相较于十月抵港的那批北越移民，这一批新移民的去处除了铁炉港之外，又多了一处新的地方，便是位于胜利港与铁炉港之间的亚龙湾沿岸地区。

    亚龙湾呈半月形，位于整个海南岛的最南端，这里在后世最为出名的便是绵延数公里的白色沙滩和清澈见底的海水。在后世这里是著名的度假区，被各种豪华别墅、会议中心、高级酒店和度假村等等设施填得满满当当，光是标准的高尔夫球场就有两处，足见这里的消费市场定位非常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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