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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天启年间，加征税赋的范围从耕地扩大到了榷关、行盐及其他领域。崇祯四年时，又将辽饷标准进一步提高，但仍是入不敷出。仅山海关一地，每年的支出就高达四百万两白银。

    这么的银子，当然并不是全部都发到了前线将士手中，或是用作增加军备，修筑城防。各级官僚和将领，其实都会在经手辽饷的时候揩油。尽管朝廷也想了许多办法，如派出官员监督辽饷从征收到发放的整个过程，但终究环节太多，根本就堵不住辽饷从各种渠道大量流失出去。

    支援辽东边关的辽饷，用于镇压农民军的剿饷，以及组建操练地方武装的练饷，这三饷加派的数额远远超出了正统的赋税，以至于很多地方的农户倾家荡产也无法缴清这些乱七八糟的苛捐杂税，最终失去土地沦为佃户、奴仆，甚至变成流民和匪徒。而与此同时，北方边防并未因为军费开支的增加就得到显著的加强，反而是在满清武装年复一年的攻击之下愈发变得脆弱不堪。那么多的银子收上来发下去，到底对加强边防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大概只有天知道。

    大明朝堂上当然也不全都是糊涂蛋，这样无限制地向平民增加赋税的后果，他们并不是毫无察觉，由此引发的恶果正在逐年显现出来，而且正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但为了维护统治，军饷决不能停，朝廷又没办法将征收赋税的范围扩大到权贵阶层，只能从别的地方想办法增收。而最简单的办法，当然就是看当下国内哪里最为富庶，来钱速度最快了。

    这个问题当然不难找到答案，如今大明国内有很多地方都陷入了内乱之中，特别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区域，最近这些年里几乎就没消停过，社会经济早已濒临崩溃。而经济状况较好的自然就是那些没有被战火波及到的地区，尤以东南方向的沿海地区为主，如江浙地区、福建漳泉两州、两广珠江流域等等，依靠较为发达的海上贸易，成为了大明当下最为繁荣的地区。

    但福广地区如今对朝廷来说，却是有些鞭长莫及的意味。两广因为毗邻被海汉占去的海南岛，被渗透得最为彻底，朝廷在当地的官员任免如果没得到海汉的认同，很难安安稳稳地完成任期，而且如果要直接插手当地贸易事务，也很可能会激怒海汉，甚至引发战事，所以从一开始两广地区就没有被列入考虑范围。

    而福建地区已经有了许心素这个土皇帝，将当地经营得如同国中之国一般，许心素在福建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分疆裂土的藩王，朝廷要插手当地事务的难度也不比两广地区差多少，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给许心素创造出造反的借口，到那步田地可就没法收拾局面了。所以就算知道许家富可敌国，经营着许多能赚大钱的产业，朝廷也只能眼馋，却没法让许家老老实实把这些好处吐出来。

    福广地区都动不了，也就只剩下江浙了。但问题是当地虽然富庶，大部分财富也同样是集中在少数社会上层手中，而这些权贵一向都不是承担赋税的主力，朝廷要给这些人直接加派赋税的难度其实相当大。杨嗣昌通过所掌握的信息，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将江浙地区的海上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部分，收归到官府手中进行管理，再从中抽取部分利润纳入国库充作三饷。

    当然了，征税这部分肯定不是向自己人收，而是来这个地区做买卖的外国人——比如说占领了舟山岛的海汉人就是极好的目标。而过去形同虚设的市舶司，今后可能会变成权力巨大的衙门，将所有跨境贸易全部纳入监管范围。

    宁波府距离舟山最近，自然也就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杨嗣昌的目标。而知府曲余同与舟山当局的密切关系并不是什么秘密，杨嗣昌如果要推行自己的新政，那肯定就不能让曲余同继续掌管宁波。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得罪某些人，但宁波每年通过国际贸易创造出的利润惊人，足以让杨嗣昌忽略潜藏的矛盾危机，开始策划安排顶掉曲余同的计划。

    而曲余同既然有胆子跟海汉合作，自然也不是什么老实人，这些年赚进口袋里的银子也送出去不少，该上香的地方都没拉下，京城里当然也有他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些银子的确也没白花，到了关键时刻总算是有人送来消息，提前警告他防范危机。曲余同审时度势，自知无力化解来自朝堂上的攻势，便只能求助海汉，希望能借助海汉的支持保住自己的官位。

    当然了，杨嗣昌想实现的目标很大，但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措施肯定会动了很多人的蛋糕，所遇到的阻力也绝不会只是曲余同这一处，所以行事还需较长的时间，曲余同也还有改变事态走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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